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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担心，在首相高市早苗的领导下，日本正在放弃其战后的和平主义身份，转向曾经蹂躏该地区的军国主义，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对于许多外部观察家来说，中国的警告可能被夸大或被视为出于政治动机。但忽视这一点，就等于忽视了塑造中国认知的深刻历史创伤，以及中国领导人不能忽视的政治现实。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记忆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已铭刻在国民意识中。到了20世纪初，现代日本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忠诚、牺牲和服从等理想化的武士道价值观的绝对本质上。这些理想被浪漫化并渗透到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培育了相信军事扩张对于国家的命运是必要的。 “富国强兵”的座右铭成为日本现代化的核心，将经济增长与军事野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理论上的，而且在整个东亚都被残酷地实践着。从1931年侵略中国东北到1937年全面进攻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苦难。城市化为废墟，数千万人死亡。南京大屠杀、三贡政策、强迫劳动、生化战等暴行留下的伤痕，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与纳粹德国的联盟强化了这样一种信念：这不是一场地区冲突，而是更广泛的军国主义和种族意识形态轴心的一部分。甚至在高市早苗最近发表有关台湾的评论之前，中国分析人士就很清楚他的修改主义倾向。中国一贯表现克制。然而，高市将日本的军事行动与中国认为纯粹是内部问题的台湾问题联系起来，是一种双重挑衅，越过了不应该逾越的底线。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外交失败，而是对战后几十年克制态度的不可接受的背离。由于这段悲惨的过去，1945年以来日本的变化变得极其深刻。新宪法所体现的和平主义精神，特别是第九条，不再只是一项法律原则，而是对指导国家党领导层的军国主义精神的道德否定。战后的日本领导人优先考虑经济重建，限制军事力量，并塑造一个和平、技术先进国家的形象。这一变化对于日中关系正常化极为重要。中国谨慎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日本真正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即放弃使用武力作为国家政治手段。随着两国之间贸易的扩大和社会联系的加深，这一假设成为几十年来稳定的真正基础，尽管很脆弱。为此，中方对高市早苗的言论深感震惊。他的强硬立场、对和平宪政改革的热衷、以及从“存在主义”角度思考地区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的倾向，表明他与战后共识有很大背离。在中国，这些事态发展并不被解读为例行的政治调整，而是对曾经导致亚洲走向毁灭的意识形态的危险考验。西方观察家可能会将宪法改革和加强自卫能力视为无害的现代化措施。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些举动无疑会唤起一段历史的回响，给更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死亡人数超过 2000 万人。如果期望中国领导人对日本的军事正常化信号做出冷静反应，就会误解这个故事的情感分量和所涉及的政治风险。中国领导人不会容忍日本军国主义肆无忌惮地死灰复燃的哪怕是最轻微的迹象。内部影响将是爆炸性的，战略影响将更为深远。世界应该认识到，中国的担忧并非源于人为的愤怒，而是源于其痛苦的真实故事。随着高市早苗政府领导下的紧张局势持续加剧，了解这一背景至关重要。东亚的稳定不是忘记过去，而是铭记历史。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历史教训，这个国家就会一步步滑向一场谁都无法预见的危机，直至最终吞噬我们。 （作者大卫·高赛特是世界事务专家、汉学家、中欧美全球倡议创始人。（表示仅代表作者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苗苏）